八零女大佬:女大佬的传奇一生

1999年秋天,我坐着三轮车在东南沿海某个县城乱窜,我在寻找一条街,但不知道那条街叫什么,我把手机紧紧贴在耳朵上,想听清街道的名字。

手机另一边是大佬,她告诉了我一个地址,我问道:“是叫红兔子街吗?”

大佬说不是,然后又说了一遍,街上很嘈杂,三轮车挡了路,被后面的汽车按喇叭,我仿佛听清了,问道:“是红肚子街啊?”

大佬在电话里放慢语速大声说:“不是,是——红#&。”一辆自行车按着清脆的铃铛疾驰而过,我又没听清。

我说:“究竟是红兔子还是红肚子?怎么名字这么怪?”

我们在电话里这样车轱辘似的来回说了好几次,我还是没有搞清楚是红兔子还是红肚子,或者别的什么名字。

 文学

“red pillar!”手机对面传来一句清晰的英语。

哦,原来是红柱子!哈哈哈哈,我马上过来。”我在心里感激大佬的耐心,没有对我这个笨蛋发火。同时惊讶地发现,大佬居然会英语,她明明一天学都没上过。


 

我是做设计的,大佬是我的甲方,一个三十岁的女人,个子不高,柔柔弱弱的样子。

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老大都十二了。

第一次见面,大佬就告诉我,她一天学都没上过,除了自己的名字,一个大字不识,但她会做生意会炒股,还总是赚。

从穿着打扮和对环境的要求来看,大佬是有见识有品味的。

她待人热情里透着尊重,说话条理清晰语调温柔,我觉得她是知书达理的,绝不可能是文盲。任何人跟她相处,都会以为自己于她是很重要的人。

自她开始,我对文化和修养有了新的理解,其实早就有人说过,有文化不等于有修养。

我们在沟通设计构思的时候,她坚守着生意人的执着和迷信。

处理公司事务和手下人的优柔寡断时,她显得果断而狠辣。有时候一个眼神,就能吓得手下两股战战。

我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,在她之前,我不认识文盲,不认识十七岁结婚十八岁生娃的女人,不认识很富有又搞不清做啥的人,不认识眼睛会杀人的人,对我来说,她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我跟别人一样,称呼她“林总”或者“林董”,但在心里叫她“大佬”。


 

我来到这个沿海地区是因为大佬要在老家盖房子,之前我为她在某个大城市的会所做过设计,会所除了吃喝K歌洗浴按摩之外,还有一些特殊用途,所以花费比一般的会所多出了许多。

那是一栋外表不起眼内部有很多秘密的建筑,有些隐秘的空间甚至只有我和大佬指定的几个工人知道,我一度怀疑做完之后我会不会被灭口。

毕竟,大佬身边的人都有些高深莫测。

比如她的司机,任何天气都戴墨镜,左手无名指少了两截,只剩三分之一。第一次见大佬的时候,是司机开车来接我的,我客客气气地说:“麻烦你了。”他一声不吭。

后来很多次跟大佬一起坐车,司机都一言不发,非要说话的时候就用“嗯”来回答。

大佬的秘书是个大叔,衣着发型一丝不苟,以我二十出头的年纪来看,这是位和蔼可亲性格开朗的大叔,但以我现在一个大妈的眼光来看,这家伙滑头得很,是扮猪吃老虎的相,而且是一只爱笑的猪,笑着笑着就龇出獠牙咬你一口。

我那时候太年轻,见大叔如此好亲近,就忍不住问一些不知死活的问题:“林总是做什么生意的呀?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。”

大叔一手抚摸自己的大背头呵呵笑着说:“我们林总确实能干,也吃了不少苦,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朋友热心得很,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,我尽量帮衬她,她年轻,又是女孩子,有些事情她不方便出面的,我就去。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跟着林总干,我后半生唯一要做的事情,就是给林总当好助手。反正林总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,从不多问。”

我听出了他的忠告,但还是忍不住继续问:“她不识字是真的吗?那她怎么炒股?”

大叔说:“林总要是上过学,那就更不得了了。炒股是她搞着玩的东西。她炒股全凭记忆好,所有的信息过耳不忘。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做什么都抱团,一大堆钱就像一个大磁铁,能吸来更多的钱,小钱都跟着大钱跑。”

除了秘书,大佬身边还经常跟着一个美丽的女郎,长得跟电影明星一样好看,风情万种花枝招展。我亲眼看见她耍飞镖,手一挥,五六只小飞镖闪电一样射出去,扎在二十米开外的树干上,从上到下排成一条直线。

会所工程结束之后,大佬搂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白,我信得过你。我见过那么多设计师,你是最令我满意的。以后有工程我还找你。”

我不知道她是满意我的工作能力还是老实木纳的性格,她说这句话的目的也许是为了使我安心。


 

三轮车很快把我送到了红柱子街。

这条街果然很多红柱子,街道两边的楼房不论大小和结构,临街处都留有走廊,并且都由大红色的圆柱支撑。那么多高矮一致间距整齐的红柱子立在路两旁,让这条街显得十分喜庆,好像随时可能从柱子后面窜出舞龙的队伍来。

我和大佬碰了头,她一个人站在街边,风把头发吹得有些凌乱,脸色也不太好,白里透着青,和身边的红柱子形成巨大的反差,好像是老家的海风吹淡了她的颜色。

我们一起去了石材厂,为她的宅子选大理石。这家石材厂很大,全部是意大利进口石材。

办完事,石材厂老板邀我们去办公室喝茶。老板熟练地摆弄着功夫茶,大佬好像跟他认识。这个地方的人乡族意识很浓,大的姓氏只有那么几个,随便一攀扯,就能拉上亲戚关系。

我听不懂他们说话,当地方言对我来说是天外语言,但从语气可以大致推测出聊天的过程:我是某村姓林的,我是某村姓陈的。我大舅子的老婆的侄女和你夫家小姑子的老公的表哥是一家——相认了,原来是一家人啊!然后互相询问近况,这个说我遇到点麻烦,另一个马上拍胸脯——我来给你搞定。

于是石材厂老板拿起手机开打,激动地讲述大佬遭受的不公和委屈,透过屋外射进来的一束夕阳,我看到石材厂老板的嘴剧烈地开合,唾沫星子源源不断地喷洒飞扬。最后,他斩钉截铁地跟对方确认,对,对,就这么办!搞定!


 

从石材厂出来,大佬的脸色好多了,恢复了一些红润。她说今晚有个大富豪请她吃饭,让我一起去。

她得意地说:“他们家刚刚修好,你去看看搞得怎么样,我觉得不行,客厅太小,用的材料也土气,他将来要是看到我的房子,一定后悔没找你设计。”

听到这样的赞美,我只会呵呵傻笑,好不容易挤出一句:“那是你眼光好。”

大富豪的家是三层独栋欧式建筑,很气派,就是材料用得过于繁复厚重,有点堆砌的感觉。

餐桌上总是要喝酒的,大佬和富豪夫妻一杯接一杯地喝白酒,我是滴酒不沾的,随便怎么劝,我坚决不喝,我只专注于吃菜。我肯定因此得罪过一些人,可我不知道。

桌子上摆的都是家常菜,也没有特别讲究的摆盘,但吃在嘴里就是和一般的肉味道不一样,特别好吃,我吃得停不下来了。

晚餐结束,我们离开时,我看见院子里有一堆壳,我是认识的,那是穿山甲的壳。

大佬指着那堆壳说:“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穿山甲,你看那边。”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,一棵棕榈树下面有一只黑色的大鹅,浑身脏兮兮的,旁边有一盆水和一些粪便,不知道它身上的脏污是不是不小心糊上了自己的粪便。大鹅弯曲细长的脖子上套着一根麻绳,麻绳系在树上,我说:“哦,一只鹅,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大黑鹅,脖子那么长。”

大佬哈哈大笑:“当然好看,那是天鹅,本来两只,我们吃了一只。你不觉得今天的汤很好喝吗?”

妈呀,我以为是鸡汤,还在心里赞厨子的手艺好。

我心里有些难过,看着那只黑天鹅一时呆住了,大佬说:“你还想吃啊?我家也有,明天让我妈炖来吃。”

我喃喃地说:“为什么不吃鸡?”

大佬说:“啊?你说什么?”

我立即整理思绪道:“我觉得你家庭院里应该增加一个池塘,在财位加一个池塘特别聚财,风水好。把黑天鹅养在池塘里就是天鹅湖,很有格调,你们家全省独一份,全国也没几家能有天鹅湖。”

大佬想了想说:“这个主意很好,但是呢,我比较喜欢白天鹅。而且我觉得池塘没必要,我们家挨着海,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池塘了。”

大佬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,说:“小白,你不要有心理负担,这些东西是买来的,既然允许卖,我们当然可以买。在我们这里,吃这些的人很多。你又不知道,就当是吃鹅吧。”

我并不清楚吃黑天鹅是不是合法,只是觉得吃这种会跳芭蕾舞的动物,很残忍。

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也是变幻莫测,有的人为它写诗歌写小说,有的人为它写戏剧编舞蹈,有的人用它熬一锅汤。同样是用来熬汤的,为什么没有人为母鸡编一出芭蕾舞剧?

坐在回去的车上,大佬给我讲妈祖的传说,故事很长,她讲得绘声绘色,我随着汽车的摇晃,竟然睡着了,睡得不深,间或醒来,听见她还在讲,然后,我又很快睡去。

到家时,我问她为什么给我讲妈祖的故事,她说:“你们搞艺术的不都喜欢这些吗?”


 

 

大佬的家在一个离海两公里的小村子里,不是她的娘家,而是夫家。她亲热地叫公公婆婆“阿全”和“阿花”,我猜这是当地风俗吧。

这个村子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洋楼,有的还特别大,但没什么人,十室九空的感觉。

大佬说:“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都出去挣钱啦,跑得远的跑到国外去了,挣了钱就回来修房子。过年的时候全都回来,那才热闹,好多高级车开回来。”

我问她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父母建新房,她说:“我父母的房子由哥哥们修呀,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生是夫家的人,死是夫家的鬼。夫家才是我的家。我给家里的钱也不少,自从我开始挣钱,就帮爸爸还赌债,我爸爸爱赌*钱,还总是输。”

哦,我看到小卖店旁边那个娱乐室门口有个小黑板,上面写着人的名字,名字后面写着数字,有的0.4元,有的0.2元,是不是打牌输的钱?”

对呀,我爸爸的名字每天在上面。”

那也没多少钱啊,才几毛而已。”

哼,那是写给人看的,实际呢,不是多少元,而是多少万,0.4元就是4千块。家里人看到了,就自动去还钱。”

哇,原来是这样啊,那还是很多钱了。”

没办法呀,老人喜欢玩,就让他玩吧,一年玩掉几十万就当是出去旅游了。”

 


 

大佬夫家原本的房子也不错,是两层坡屋顶的楼房,每个房间都宽宽大大。阿花安排我住在二楼靠东边的房间。房间里一个老式带穿衣镜的双门衣柜,一张带床架的大木床,床架上挂着蚊帐。木地板踩起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

第一晚,我被吓得半死。

我躺在床上,关了灯,窗外的月光明晃晃地照进屋。我看着窗户,那些乡下的鬼故事不由自主地钻进我的脑子。

我用被子捂住头,努力让自己不去想,突然听到细碎的脚步声,好像有一只长了很多小脚的鬼进了我的房间,不一会儿,我感觉床架子开始震动,有什么东西在上面跑。我把被子捂得死死的,更不敢伸手去开灯。

很快我就憋闷得受不了,满头大汗。

不管了,我一把掀开被子,大声咳嗽起来,屋子里却突然安静了。我看到窗户底下有个小黑影沿着墙角飞快地逃跑,原来是老鼠!

我跑去找大佬求助,她说:“老鼠欺生,我去下个咒,老鼠就不敢来了。”

大佬站在屋子中间,对着四面八方恶狠狠地念着,像是在骂人,还时不时跺一下脚,我反正听不懂。

然后她说,没事了,睡吧,晚安。

果然这一夜安安静静再没有一只老鼠。

我这一阶段的工作完成之后就回了成都,春节前一个月,我又来到这个小渔村,因为工程已近收尾,我想等到工程结束再走,免得跑来跑去的,结果一呆就呆到了春节前。

果然如大佬所说,春节临近,村子里就热闹起来。大佬也带着老公和三个孩子回到家。原来她的老公有残疾,坐着轮椅。我觉得她们两夫妻的感情很好,因为偶然一次,我看见他们在互相对视,眼神带电的,下一秒就要融化在彼此的注视里。

大佬一回家就忙碌得很,我大多数时间呆在新楼的二楼,有一个房间对着老屋的院子以及屋后面的山坡和田野。

新楼的数字很吉祥,室内面积1680平米,最高处16.8米,圆柱直径98.8厘米。

我喜欢坐在落地窗前画画看风景,也看这个院子里来往的人。

院子里摆着流水席,家里的女人一刻也不得闲,要时刻更新席面,撤掉残羹换上新菜。

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忙,回娘家的女儿和女客人是坐席的,只有儿媳妇干活。

坐席有坐席的规矩,父母和重要的男人坐中间主位桌子,一般的男客坐次要一点的桌子,女人和小孩坐最偏远的桌子。

大佬只有第一天回家时和父母同桌,其余时候都跟女人坐一桌。

我因为不是当地人,抑或是出于对我职业的尊重,所以基本上都被招呼到主位桌子坐,但我更喜欢跟女人坐一起,所以时常自己乱坐。

我在这个家里很自在的,想怎样就怎样,他们对我特别宽容,总是笑嘻嘻的。

我注意到大佬蹲在井边洗碗,不停地有一摞一摞的碗盘从桌上搬到水井边,大佬就一直洗一直洗,她洗碗的动作十分流畅,好像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洗碗,如果评级的话,一定是教授级洗碗工。

洗好的碗装在大盆子里,被人运到厨房。从上午一直到下午,中间有短暂的休息,给老公拿药,吃午饭,给客人上茶顺便聊几句,其余时间都在洗碗。

晚上,大佬拿出两只玉镯,让我帮她选,哪一只更好她就送给婆婆,差一点的送给自己的妈。

选好镯子之后,大佬就去陪老公和几个男人玩牌,这些人都穿名牌戴名表很有钱的样子。

男人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兴奋时发出声震屋宇的喧哗,还不时朝地上龇一㕷口水或者吐一口浓痰,显得那么自然和不羁,有一种我的世界我做主的霸气,为巴宝莉的经典和江诗丹顿的儒雅注入了野性的力量。

每局结束,一摞一摞的钞票不用数,是用卷尺量的,输家还特别诚恳,一手压紧钞票,一手测量厚度。

我想起秋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时,晚上大佬拉着我和包工头一起玩牌,输了就钻桌子,也是很欢乐的。


 

第二天,家里要办“谢恩”,“谢恩”是当地很特别的风俗,意思是谢天恩,是富裕之家还愿的仪式,过程十分奇特和繁琐。

我只记得当时有一大队人,穿着乞丐衣服,手里杵着棍子,身上背着布袋排队走进院子,主家要往这些人脖子上挂项链,项链是一百一张的真钱叠成三角形用红线穿起来的,还往布袋里装米和豆子之类的粮食以及各色馃子,全程寂静无声。

大佬穿着紫红色的天鹅绒套装,掐腰短上衣和小喇叭长裤,勾勒得身材十分优美,她看起来时尚又优雅,站在众人之中,真是鹤立鸡群。

谢恩”结束,家里又摆开了流水席,大佬穿着这一身高级的行头,继续蹲在井边洗碗。我坐在宾客间喝茶嗑瓜子,看他们唾沫四溅地大声聊天,大佬时不时参加聊天,把众人逗得呱呱大笑。

大佬的女儿欢欢喜喜地跑到妈妈面前,往妈妈身上蹭,大佬甩一甩手上的水,又在身上擦几下,把女儿抱在怀里。母女温情几秒钟,大佬突然严厉地问:“谁给你戴的花?”她对孩子都说普通话,所以我能听懂。

我才注意到小姑娘头上有一朵大红色的绢花,大佬一把扯下花,训斥道:“以后不许别人给你戴花,丑死了!你傻吗?别人给你什么就要什么!”

那朵大红花确实不好看,但我没想到大佬的反应这么激烈。小姑娘沮丧地低着头,大佬把女孩的长头发打开,重新梳理整齐扎好,女孩又变回她妈妈满意的样子,彻底消灭了那朵花带来的丑。

我发现大佬对孩子比较严厉,有一次,我看见她一脸厌恶地说儿子:“男孩子不像男孩子,说你几句就垂头丧气,男孩要有阳刚气,把头抬起来!”男孩连忙抬起头,眼睛依旧低垂着,大佬又厉声说:“挺起胸,眼睛看着我!”


 

在这个渔村呆了几个月,我知道这里的女孩是不上学的,早早就要帮家里干活挣钱,大佬十四岁就跟着男孩子去扒火车贩卖银鱼,她的妹妹是80后,家里经济好些了,所以上了学,现在已经上大学了,大佬派妹妹带我去附近岛屿游玩,去退潮的海滩捡鱼虾,她说:“你们两个是同类,会比较好玩。”

 

我为大佬工作,村里人对我很友好,经常拉我去跟他们一起玩,有的人家正在建新屋,也叫我去帮忙出出主意,这说明他们相信专业人士,或者说相信大佬找来的专业人士。

有一天,一个大叔请我看他家的房子。我们来到他家修了一半的房子里,还没说上两句话,一个女人突然走进来,怒气冲冲地用本地话地跟大叔吵,大叔也用同样掷地有声的语言回敬,然后像驱赶苍蝇似的朝她挥手,女人决绝地离去,转身之前还丢下一句狠话。

我不以为他们的争吵和我有关。

后来我听别的村民说,大叔的老婆要跟他离婚,她认为大叔变心了,因为大叔找我去看房子。

我不懂其中的逻辑,我和大叔才第一次见面,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难道大叔就从不接触别的异性吗?一旦接触就是变心?

或者,我这样的外来女人就是不可接触,但别的男女老少村民和我接触也很多呀。

我回想和大叔接触的前前后后,我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,大叔也一直和我保持安全社交距离,难道是因为大叔用摩托车载我?

当别的村民告诉我原委的时候,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奇怪又可笑的事,反而是很合乎常理的样子。

我那么多次地到别人家去看房子,大多是家里的男主人请我去,那他们的老婆会不会也想离婚呢?

为了避免造成家庭悲剧,以后再有人找我去看房子,我就拉上一个人,或者干脆不去了。

我还见识了真正的惠安女,她们在建筑工地上做杂工,就是最没有技术含量最笨重的工作,筛沙子,搬砖抗水泥之类的,放在别的地方,这些都不是妇女应该干的工作,她们的服饰确如我在图片上看到的那样独特和美丽,只是色彩暗淡,扑满了灰尘,有的还有补丁。她们干活时全都赤着脚,脚板很宽大。

我因为好奇,经常找她们说话,她们基本上只会本地话,只有一个人会说普通话,她要请我去她家,哦,那个家是我见过的最寒酸最逼仄的家,踏进家门,我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。

离开惠安女的家,我散步回去,远远看见女大佬的新家那耀眼的蓝色屋顶,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仿佛从旧社会来到了新社会,从阴暗处来到了阳光下。

除夕前一天,我的工作结束,回到了成都,回到我熟悉的世界。过十来天,女大佬也要回到她的一线城市,她家有佣人,还不止一个,所以不需要自己洗碗了。


 

我对自己的职业最引以为傲的,是一件作品一旦完成,就能在地图上留下印记,时间长达十几年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,我也因为得奖上过媒体。

所以,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的2018年,当我再次从媒体上看到我的作品时,我以为我又得奖了,那正是我当年给大佬做的会所。

再一看报道的标题,咦?怎么说的别人的事情,貌似还不是好事。

起初是很多自媒体爆料,然后有官方机构前去调查,最后牵扯出来一大帮人,其中还有不少重要的人物。

自媒体的标题最恐怖:《时代弄潮儿,当代交际花》、《销魂窟里的美魔女》、《奢华会所竟是巨贪的销赃窝》等等。

我不知道这栋楼的主人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大佬,直到看到一篇爆料《文盲女将高guan玩弄于股掌间,因不识字脱罪》,那么能干的文盲,除了大佬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了。

我读上面那些消息的时候,在远离祖国的欧洲大陆,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二十年前的小渔村。

我和村里的人明明在同一个时代,用同样的文字,拥有同样的国籍,却那么不同,好像两个世界的人。

村民在外挣钱的方式各式各样,回到村里就是淳朴的村民,他们有最开放的思想和最保守的习俗,野心勃勃又重情重义,他们的智慧既不来自学校也不来自书本。

即使我后来去过世界上很多城市和乡村,也没有遇到过比那个小渔村更神奇的地方,也再没有遇到过女大佬那样的人。


相关信息